摺耳貓

　　2014巴西世界杯已經開賽十餘天，真球迷熬紅了眼睛每夜盯著電視，偽球迷也能就著炸雞啤酒演一回激情澎湃。在長達一個月的賽期中，你看你的球，也並不妨礙我讀我的書。為此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李輝、解璽璋、葉匡政、止庵4位“讀書人”。
　　茨威格流亡到巴西；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
　　李輝從1982年就開始看足球，那是中國電視首次轉播世界杯比賽。30多年來，他一直是巴西隊的鐵桿球迷。今年世界杯在巴西舉辦，李輝除了每天準點看球，還抽出了斯蒂芬·茨威格的書。
　　這位猶太裔作家在“二戰”期間預感納粹將吞沒歐洲，於是流亡到了巴西，併在那兒寫下了回望歐洲的《昨日的世界》和展望未來的《巴西：未來之國》。李輝說：“猶太人對於‘二戰’的描述，沒有人比茨威格寫得更好、更細緻。”
　　李輝的另一本手邊書是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《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》。李輝評價道：“書中大量一手資料，之前從未見過，堪稱一本晚清中國的圖像志。”
　　這本書收錄了1857年至1901年間，上千張關於中國的速寫和文字報道。如，“中國的道光皇帝”、“倫敦首屆世界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中國官員”、“中國速寫：婦女髮型、洗衣方式”……這些圖片的來源是創刊於1842年的英國《倫敦新聞畫報》。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圖畫內容為主題的周刊，創刊伊始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，並派駐大量畫家兼記者。
　　1982年，剛剛大學畢業的李輝分到一家報社的文體組工作，恰逢世界杯，於是做了一個介紹世界杯的專欄。“當天剛見報，下午我們就接到電話，說‘不要把資產階級足球熱引到中國’。”李輝說，“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來說，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，很多西方的流行音樂、電影、話劇都是從那時進入中國的。同時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過去。”
　　李輝在其所著的《絕響：八十年代親歷記》中，記錄了巴金、曹禺、丁玲等文化老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背影。李輝說：“我們不能忘掉那個年代，追尋當時的社會狀態和歷史淵源，也許能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。”
　　英國記者寫晚清；“我們”懺悔“文革”
　　中國青年報記者致電解璽璋時，他正在看書。他推薦的三聯書店出版的《帝國的回憶》，選譯了英國《泰晤士報》1901～1911年間發表的關於清末改革的一系列報道，真實記錄了英國人眼中清王朝最後10年的內政外交。
　　解璽璋說：“書中披露了很多聞所未聞的史料。如，慈禧太后在‘庚子國變’後推行新政，想給慈禧翻案的學者認為這是她的主動改革。而這本書中提到，八國聯軍和清政府談判時，賠款反而是次要的，最迫切的要求是讓清政府改革。西方人認為只有改革了，才能避免類似義和團的事件再次發生。”
　　不過，解璽璋也提醒讀者，書是英國人寫的，自然站在英國人的立場。“書中對李鴻章有很多批評，因為他是親俄的。如果由俄國人來寫，那就是另一種面貌了。”
　　解璽璋推薦的另一本書，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《我們懺悔》。它歷時5年，選編了北大教授錢理群、詩人食指等30多位“文革”親歷者、參與者的回憶和懺悔文章。
　　其中，錢理群的《示眾》，檢討了自己在“反右運動”中兩次違心的發言。解璽璋說：“錢理群之後一直是以反對‘反右’的立場出現的。很多年之後，有人把他的發言記錄拿了出來，他才想起自己還做過這樣的事。”
　　巴金曾說：“脫下麵具，掏出良心……只有牢牢記住‘文革’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。”解璽璋認為，這些人公開懺悔的用意是好的——想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瞭解的“文革”真相說出來。但正如本書編委會成員、歷學者秦暉所說：“懺悔屬於自我救贖，所以通常無法要求於他人。要求他人懺悔是一種不能濫用的道德壓力……在真相不清的情況下就基於泛道德的理由要求人人懺悔，實際上反而可能會開脫真正作惡者的責任。”
　　“我們現在把責任推給‘四人幫’，更深層的東西並沒有弄清楚。就像‘二戰’，如果沒有對法西斯罪犯的正義審判，要求每個德國人懺悔就沒有意義。”解璽璋說。
　　“過時的人”顛覆經典哲學；梁小斌躲進“地洞”
　　葉匡政決定，從半決賽再開始看世界杯，而看書一天也不能落下。他向讀者推薦了3本書：猶太哲學家京特·安德斯的《過時的人》、羅馬尼亞思想家蕭沆的《解體概要》、中國詩人梁小斌的《地洞筆記》。
　　葉匡政說：“這3本書的共同氣質是——懷疑。”
　　《過時的人》反思並批判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時期發生的一系列社會現象，如，“幻象與複製的世界——對廣播電視的哲學觀照”、“論原子彈及人類‘世界末日失明症’的根源”等。《解體概要》曾被稱為是一本“有毒”的危險書籍，既會讓你大開眼界，也會使你沉淪不拔、無法自製。書中充滿了對經典哲學的顛覆，充滿了悲觀主義、懷疑主義，甚至虛無主義論調。
　　1980年，梁小斌以一首《中國，我的鑰匙丟了》而聞名，成為朦朧詩的代表詩人。成名後的他遠離喧囂，躲進“地洞”，專心構築自己的精神體系。2013年，他突發腦梗住院，雙目失明。2014年4月出版的《地洞筆記》，是其患病前上百萬字思想隨筆的精華。
　　葉匡政說：“梁小斌之所以值得深究，是因為他公開了一個人與自己思想的困境展開搏鬥的過程。他總是在人們思維的盲區摸索，從人們停止思考的地方開始思想，以一種自傳式的自我意識對事物進行觀察，並記錄了那些自己能夠評述的事物和看法。”
　　一位德國哲人說過，評定一個思想家的創造性和價值，要看他的思想能抵制模仿多久。葉匡政說：“梁小斌顯然早有這種意識，他借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一個囚犯，表明瞭自己的態度。這個囚犯躲在伙房里吃生土豆，因為他認為等土豆燒熟了，就沒他的份了。在這個把思想當作‘武器’哄搶的年代，梁小斌寧願做那個‘吃生土豆’的囚犯。”
　　“黑船”航到日本；守門員點球焦慮
　　止庵笑言，如果世界杯在中國的白天播出，他會看，晚上實在熬不住，所以至今只看了一場比賽。止庵號稱“一天不讀書渾身不舒服”，最近剛看完的書是日本學者三谷博的《黑船來航》。
　　該書講述了1853年，美國海軍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的事件。在槍炮的威逼下，德川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了《神奈川條約》，國門從此打開。由於美國的艦船被塗成黑色，所以被日本人稱為“黑船”。當時的江戶城一片混亂，有記錄：“上喜撰（日本的一種茶，和‘蒸汽船’同音）喚醒太平夢，喝上四杯便再難眠。”
　　止庵對書中一些細節記憶深刻：“最初，日本人不懂英語，美國人不懂日語，當時和日本通商的只有荷蘭人，於是在美日中間傳話只能靠荷蘭人，很多記錄也是荷蘭語寫的。因為語言不暢，或者故意隱瞞，很多大歷史中的小故事就這麼發生了。”
　　止庵說：“鴉片戰爭後，日本人看到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都被西方人打敗了，自己的國力尚不如中國，於是不得不開國。但德川幕府面對美國的談判要求，能拖就拖，能糊弄就糊弄，這和清政府面對新挑戰時的反應非常像。”
　　開國後的日本慢慢瞭解到了西方的強大和其強大的原因，在19世紀60年代開始明治維新，及時踩下了社會危機的剎車，之後甚至進一步提出“脫亞入歐”。止庵說：“中國人讀這本書會很有啟發。我們在“戊戌變法”後就沒有再變法，做事太不徹底。即便到了現在，中國人還是能拖則拖。”
　　止庵推薦的另一本書，奧地利作家彼得·漢德克的《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》，從題目看十分應景。它講的是和足球相關的故事，書中主人公也的確是一個足球守門員，但主題是“焦慮”。
　　小說主人公曾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守門員，一天被公司莫名其妙解雇，又偶然犯下一樁命案。他乘車躲到了一個偏僻地，卻在報紙上看到了通緝令。最後，他駐足在一個守門員前，看著對方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，他的內心也陷入困境。
　　小說消解了任何意義，被稱為是“一場回歸語言本質的冒險”。止庵說：“如果說《黑船來航》講的是一個民族的心態——拖沓，那這本書講的就是一個普通人的心態——焦慮。這兩種心態，我們至今仍未擺脫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你看你的球，我讀我的書）